界面新闻记者 | 张一诺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综合红利”,两字之差,揭示中国人口经济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一次决定性重构。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趋稳回落、老龄化持续加深,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扩张的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过往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基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2026年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要持续积累和释放人口综合红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原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苏海南近日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这一划重点的表述,其实藏着国家看待人口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转换。经济增长不再依赖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转而依赖更适配、更高效配置的人力资本。”

苏海南认为,相较于单一维度的数量红利,“人口综合红利”是一套对冲人口下行压力的复合型制度框架,涵盖存量盘活、质量升级、结构优化、配置增效、长期育龄五大维度。其核心变革,是彻底改变将劳动力视为廉价生产要素的惯性思维,转向以人的技能增值、自由流动、体面劳动为核心的增长逻辑,通过制度改革挖掘存量潜力、对冲增量不足。

当前AI技术快速渗透、产业岗位加速迭代,让这场范式切换的紧迫性进一步放大。机器替代标准化劳动、行业技能门槛抬升、岗位迭代周期大幅压缩,而人力资本培育、技能更新属于典型慢变量。快变革与慢培育的错配,正在制造新的结构性分化:高技能、人机协同型劳动力溢价持续走高,单一技能、大龄低适配群体就业压力加剧,收入差距的技能驱动特征愈发明显。

与此同时,大量劳动力“沉睡存量”仍未充分释放:低龄老年人才、中断就业女性、就业不充分青年、在岗错配劳动者,构成庞大待激活人力池。但户籍与公共服务属地绑定、就业隐性歧视、跨区域权益衔接不畅、地方“重参与率、轻保障”的执行偏差,持续阻碍人力资源自由流动与最优配置。

“人口综合红利的释放,本质不是简单加码劳动供给,而是一场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苏海南说,它既要破除行政与市场壁垒、盘活全域存量人力资本、构建适配智能时代的终身培训体系,也要守住收入分配调节、劳动者权益兜底、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底线,避免转型代价向弱势群体转嫁。

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受访嘉宾确认

界面新闻:2026年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 “持续积累和释放人口综合红利”,我们该怎样理解“人口综合红利”这一概念?

苏海南:“人口综合红利”,是立足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对过去单一“数量型人口红利”概念的拓展与升级,我长期以来主张的“人力资本红利、配置红利”设想与此新概念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我们讲人口红利,更多聚焦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优势,依靠充足低成本劳动力拉动制造业扩张;而人口综合红利,我的理解它不再局限于劳动力数量,是一个打包的复合型红利,拆开来有五层:一是保留的存量数量红利,二是教育、培训和技能提升带来的质量红利,三是延迟退休和女性就业带来的结构红利,四是人口自由流动及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带来的配置红利,五是多措施稳定生育率带来的红利。其中,前四项是近期能带来的红利,第五项是需长期实施才能带来的红利。

核心逻辑就是将过去单纯把人当成廉价生产要素,转变为把劳动者视作能够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并统筹发挥其创造价值的功能作用。

界面新闻:您怎么看待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苏海南: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行是长期大趋势,对宏观经济的约束客观存在。一方面,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产业会主动向外转移或者向内升级;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持续推进,养老、医疗等社保支出压力加大,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持续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失速。

人口数量减少并不完全等于红利消失,只是红利的形态变了。过去靠新增劳动力,现在要靠用好存量劳动力,提升劳动力质量,优化劳动力配置等。人口综合红利,本质上就是一套对冲劳动力数量下滑的政策框架及其政策组合。当然,红利不会自动释放,它离不开收入分配、就业、培训、社保等一整套制度协同改革。如果配套改革跟不上,即便提出这个方向,潜力也很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界面新闻:您上面提到了“人口综合红利”的五个维度,其中“盘活存量劳动力”中的“存量”都包括什么,具体应该怎么做?

苏海南:我国劳动力市场里存在不小的“沉睡存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就业不充分群体,包括待业青年、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工作时间不足、收入不稳定;第二类是具备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但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最典型的就是低龄、健康的老年人,因育儿和照护老人中断就业的女性;第三类是错配存量,劳动者虽然在岗,但由于技能和岗位不匹配,或者地域、行业分布不合理,导致劳动力才干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属于“在岗低效能”。

盘活“存量”,不能简单理解为想方设法拉高劳动参与率,核心是破除各类显性、隐性就业壁垒。我一直呼吁要持续治理就业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是阻碍存量释放的首要堵点;其次要完善弹性用工制度,匹配不同群体的就业节奏;还有很关键一点,补齐托育、居家照护公共服务短板,减少家庭照料负担对劳动者的束缚,释放女性劳动力潜力。

界面新闻:如何做好“合规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苏海南:合规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核心是自愿参与、分类施策、权益优先、绝不透支。

第一,分层分类、绝不一刀切。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不能简单推行统一延迟退休。应当优先鼓励有技术优势的低龄、优质老年人才发挥余热;对体力劳动者以及苦、脏、累、险岗位的蓝领群体,必须先改善劳动条件、降低劳动强度,再适度放开延迟领养老金空间,充分尊重不同岗位的劳动差异。

第二,把延迟退休的选择权还给个人。现行制度下,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与单位协商一致弹性延迟退休(最长3年),这相当于在“继续工作”与“延迟领养老金”之间挂钩。自愿多服务者可适度增发待遇,用制度激励代替行政强制,从根本上实现合规、自愿开发。

第三,多元开发,不止是就业。除岗位返聘外,要大力发展低龄老人社区服务、时间银行(“时间银行”是一种‌互助式养老与志愿服务模式‌,核心是将“服务时间”作为储存与兑换媒介,当下为他人提供服务,未来可换取同等时长的被服务)等柔性参与方式,让老龄人力在低负荷、有尊严的场景下释放价值。

第四,坚持保障先行。开发老龄人力绝不能只重劳动力挖掘、轻养老兜底,必须同步完善养老、医疗、护理、待遇动态调整制度,平衡代际负担,做到量力而行、可持续,绝不寅吃卯粮、转嫁压力。

总的来说,开发老龄人力资源不是透支老年人,是一套双向平衡的制度设计。给愿意继续劳动、服务社会的老人合理的通道与激励,同时守住劳动保护、养老保障底线,平衡好老年人权益和全社会代际负担。

界面新闻:当前AI技术快速落地,替代大量重复性劳动、重塑全行业岗位结构,深刻改变传统人力资本价值。在“人口综合红利”政策框架下,我们该如何重构职业培训与终身学习体系,实现AI技术与人力资本升级双向赋能?

苏海南:AI加速岗位迭代,会放大人力资本分化。标准化、重复性岗位被替代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会催生大量新岗位,对劳动者的复合能力、人机协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果培训体系跟不上,就会出现结构性矛盾。例如企业缺高技能、复合型人才,大量劳动者技能老化、面临失业风险,存量人力资本持续贬值。

传统的岗前一次性培训模式,已经跟不上技术快速迭代的节奏。我认为新的终身学习体系要抓住三个方向:第一,培训导向转变,不再是教会劳动者完成固定工序,而是重点培养人机协同能力,学会运用AI工具,把精力放在复杂判断、沟通协调、创意解决问题这些AI难以替代的领域,不是让人和AI竞争;第二,压实多方责任,政府搭建普惠基础培训平台、统一技能标准。企业作为用人主体,必须落实在岗培训主体责任。职业院校、市场化机构提供差异化课程;第三,打通技能和薪酬联动机制,也就是技能提升能够切实反映在工资收入上。我一直强调,收入激励是技能学习最持久的动力,如果学技能没办法涨收入,劳动者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自然不足。

界面新闻:本次国常会重点强调“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与常住人口动态适配”,您认为这项改革的最大堵点是什么?短期内最容易的突破口是什么?

苏海南:这个堵点,我在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相关研究里反复剖析过,根源在于公共服务供给和财政事权的属地绑定。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资金主要依托地方财政,长期按照户籍人口规划配置。劳动力跟着产业机会跨区域流动,但公共服务资源调整滞后于人。人口流入地担心外来常住人口增加财政负担,供给意愿不足。人口流出地配套资源闲置,投入效率偏低。很多外来常住人口就业稳定,却难以平等享受本地公共服务,这就抑制了劳动力流动意愿,阻碍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力可以流动,但公共服务“带不走”,这是一个核心矛盾。

短期突破口,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已有基础、容易落地的项目。第一,持续完善社保、医保全国统筹和异地结算,打通现存细节梗阻,这是劳动力流动最基础的保障;第二,在产业集聚、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优先扩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学位;第三,推动技能培训补贴“跟人走”,劳动者跨城市就业,培训补贴不再局限户籍地申领。这些举措不需要一步完成全部公共服务均等化,见效快,能够先降低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从长远看,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机制,建立和常住人口挂钩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也是我的建议。

界面新闻:随着人口红利从“数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叠加AI技术变革赋能,国内用工成本、薪酬结构、产业竞争优势正在全面重构。中长期看,向“人口综合红利”变革过程中,最大的阶段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及其基本对策是什么?

苏海南:结合我长期研究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的体会,转型过程里排在第一位的风险,就是技能溢价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AI会加剧分化,掌握复合技能、善用AI工具的劳动者,生产效率提升,收入增长空间更大;而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缺少学习渠道的群体,岗位持续收缩,议价能力走弱,收入增长停滞。如果收入分配调节、兜底保障跟不上,群体收入鸿沟持续扩大,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个风险是,转型节奏错配。人力资本培育是慢变量,技能升级周期很长,但AI迭代、产业岗位替代速度很快,两者节奏不匹配,容易形成长期结构性的就业问题。

第三个风险,就是政策执行走样,出现“重开发、轻保障”的倾向。不管是盘活老龄劳动力,还是发展灵活就业,地方很容易把重心放在拉高劳动参与率的指标上,而弱化劳动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我多次强调,释放红利不能以降低劳动者保障标准为代价。人口综合红利的落脚点是人,我们追求的是体面劳动下的人力资本增值,而不是简单压榨劳动力供给。

总的来说,这场转型本质上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考验:既要激活人力资本、筑牢经济增长动力,也要做好兜底调节,让不同群体都能够分享转型带来的收益。其中重点是研究制定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政策,切实保障低收入行业、企业劳动者能够获得有尊严的劳动收入,失业者和城乡困难居民能够获得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基本生活保障,让全国人民共享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成果,继续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